比如丁汝昌提督自杀殉国之后，依然被下令褫其职籍，没收家产。
还侮辱性地将其棺柩加三道铜箍捆锁，涂上黑漆，以示戴罪，并不准其下葬。
其他侥幸幸存的水师军官也自不必说。
比如邱宝仁邱先生在威海卫保卫战中坚守来远舰直到最后一刻，来舰沉没后他泅水上岸幸存，也依然落了个坐监半年后革职回乡的下场。
而我们这些北洋舰队的战俘，在朝廷眼里就更不用说了，通通被认定为是“
临阵脱逃，贪生怕死”的罪人。所以一下船，一行人就被驱押入囚车驱赶着送往了天津城外的监狱，等候按逃兵罪发落。
生活有时就是这么无常，从万人敬仰的国之栋梁、海防精英沦落为命悬一线、人人唾弃的阶下囚，就是一年之间的事情而已。
在天津狱中的日子过得很慢。
从精神上来说，我甚至感觉比在日本被囚禁时还要痛苦。
没有了国家的认同，在日本时幻想中和爱人重逢时温暖拥抱也成为了泡影，我心中万念俱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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