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唐听得目瞪口呆，宋三郎却恍然大悟，“跟交子差不多。”
“是。”阎娇娇点头，毫不心虚的说道，“我就是从这个中得到的灵感。”
对于底层百姓来说，铜板银钱都是少见的物品，他们大部分都停留在以物易物的阶段，因此对各种金融手段闻所未闻。但对于宋三郎这种大宋公务猿来说，交子就算没用过，也在来往的文书中看到过。
其实中国使用信用货币的年代，远比大家以为的早的多。在春秋战国时，随着商业贸易的兴盛，作为买卖交易凭证的“券”已普遍应用，并延伸到社会政治、经济甚至外交领域。大宗买卖用“质”，小宗买卖用“剂”。
唐代的时候，出现了大家都知道的“飞钱”和不太知道的“帖与书帖”。飞钱类似于汇票，商人把款项交给某地某商家，领取票证，然后持票到该机构所属单位、道府，核对凭据无误后，提取款项。“帖与书帖”则是类似于支票，帖上注明出帖日期、支付日期、付款数额、收款人姓名，再加上出帖者签名，持此帖便可向指定商铺兑换现金。到后期随着丝路贸易的繁荣，出现了实物信用向票据信用的转变，社会上凭帽、杖等信物取钱现象十分普遍。
宋代的贸易比之前的朝代更加繁荣，狭小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以及对海贸的热情，上层经济流通中的大宗金钱往来十分频繁，因此政府也介入到其中，开展了官营商运汇兑制度。跟前朝相比，国家做保的信用度更高，商人向三司投递牒→去左藏库交钱→领取凭证券→到诸州兑换，且明文规定商人持券到指定场所必须当日给付，不得逾期或拖延停滞，违法的官员需要罚款。
这种优于前朝的制度，自然在宋朝大行其是，政府也逐渐发现，这种汇兑业务除了在钱上面可以用，还可以在边防上可用。宋太宗雍熙年间，由于西北战事吃紧，政府就扩大交子的流通地域和兑取物资的范围，令商人输粮草至西北边地，发给交引，让商人到京师或指定地区换取现钱或茶、盐、钒、香药、犀象之类专卖品。
在宋三郎看来，阎娇娇这个办法虽然范围小了点，参与的人员比较单调，但本质上就是一种变向的“交引”，只不过把给商人的“有形物品”，变成了梁山好汉的提供的“无形服务”。
法子说破了很容易，但关键是能打破这个思维定式，便让人忍不住高看很多眼。他心想着，先前阎婆总把“东京”挂在嘴边，他只觉得她是想借着她们是从大地方来的抬高身价，哪里想到娘子肚子里是有真东西的。
东京果然不同凡响，在东京住过的人，见识与他们这些乡下地方就是不一般，有空他也想去看看。
阎娇娇和宋三郎两人聊的火热，倒是作为客人的刘唐听得两眼一抹黑，只觉得各种名词往自己耳朵里钻，然后再从他的大脑里平滑的溜过去，没有一丝丝痕迹。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