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陛下，”周全的声音里，终于带上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寒意，“此为供。”
木匣打开，里面只有薄薄几张纸。
第一张就是那位兵科给事中钱嘉征的亲笔画押供状。
“……犯官钱嘉征招供……天启五年六月，詹事府少詹事冯铨于私宅宴请犯官，言及周延儒侍郎有一事相求，事成之后可保犯官来年外放，任一肥缺知府……七月，犯官收受晋商范永斗通过冯府管家转交的白银五千两，遂于周侍郎之题本上批红用印，未加驳斥……”
冯铨在翰林院、詹事府门生故旧遍布影响力巨大，由他出面联络一个七品的给事中再顺理成章不过！
周延儒在明处用礼部题本发起，冯铨在暗处用人脉和金钱打通监督环节，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将朝廷的制度玩弄于股掌之间！
第二张供状则是周延儒的，上面的字迹已经不复平日的潇洒飘逸，而是带着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歪歪扭扭，几乎不成形状。
“……犯官周延儒招供……私开边墙确有其事……范永斗所赠京西豪宅地契，与伪造的抚慰蒙古部落之堪合文书，同锁于卧房密室铁箱之内……”
人证、物证、书证，环环相扣。
从晋商的账本到官员的银票，从通敌的密信到合乎程序的礼部题本，从打通关节的兵科抄档再到负责执行和负责操作的两名核心官员的亲笔供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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