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依计而行，数日之间，魏王府一系的势力便悄然动作起来。
一方面动用魏王府的财力与关系，暗中相关商贾订立私下协议。
另一方面，则授意几位素来与魏王府亲近、又善于察言观色的御史。
准备在合适的朝会场合，以看似忧心国事的姿态，对债券兑付能力提出“谨慎的疑问”。
首先发难的是门下省给事中，一位素以谨慎著称的官员。
他在审议由东宫转来的、关于西州开发及债券募资的详细章程时，并未直接驳斥。
而是依照制度，连发数道“封驳”，质疑其中细节。
其所持理由，皆引经据典，紧扣《唐律》与民部度支旧例。
言称“储君为国募资，虽情有可原，然其券契流转、息钱定数、兑付担保诸项，关乎国体民信，不可不察其细则，恐开僭越之端，启纷争之衅。”
这道程序性的质疑，合乎规制。
即便是李世民，也只能下令由中书、门下两省与民部、大理寺有司官员进行复核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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